我国古人有自己的一套慈善理念，《礼记·礼运》中说：“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、寡、孤、独、废疾者皆有所养。”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，人们不能仅奉养自己的父母，养育自己的孩子，而是要让天下的老年人都享受其晚年，青壮年能为社会效力，儿童能顺利地成长，年老的鳏夫、年迈的寡妇、孤儿、无子老者、残疾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爱，这样才算“大爱无疆”。
“养疾之政”，是古人做慈善的又一主要内容，给包括灾民在内的老、弱、病、残者诸弱势群体，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。譬如，西汉元始二年（公元2年），不少地方发生旱灾，并发蝗灾，随之暴发疫情。《汉书·平帝纪》记载，当时朝廷采取的办法是，“民疾疫者，舍空邸第，为置医药。”虽是防疫情扩散的一种隔离措施，事实上也是公益慈善行为。
到了南北朝时期，民间慈善活动更为活跃。当时最著名的慈善家之一、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开仓赈灾，《南史·齐文惠皇太子传》记载，他还与文惠皇太子萧长懋一起，创办了“六疾馆”，专收贫病不能自立者，即所谓“立六疾馆以养穷民”，时间约在公元五世纪末六世纪初。
“六疾”语出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，泛指多种疾病。借此开办“六疾馆”，被现代慈善界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慈善机构之一。北魏也有善举。《北史·魏本纪第四》记载，永平三年十月，皇帝元恪（宣武帝）“诏太常立馆，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，咸令居住”。
与官方投资相比，募集和民间捐献，则一直是古代慈善机构和福利组织最为稳定的经济来源，它不止可避免官方投入易受执政者好恶的限制，而且可以影响整个社会，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，特别是遇到大灾大疫、官府财力不足时，民间经济来源便显得特别重要。
古代官方慈善工作做得最好的应该是宋代。宋代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相应的慈善组织，收养乞丐、残疾者和孤寡老人有“福田院”、“居养院”；病有“安济院”、“惠民药局”；死有“漏泽园”；收养儿童有“举子仓”、“慈幼局”……这些都是官办性质的慈善组织和福利机构。
由于官府鼓励民间参与慈善活动，所以出现了不少由私人主持的有一定规模的慈善机构。譬如，蓍名理学家朱熹曾在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创设“社仓”，备荒救灾，地方政府拨给一定的平价粮，由乡间人士负责经营管理。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范仲淹，则在苏州创设“范氏义庄”，开我国宗族义庄之先河。“范氏义庄”置良田十余顷，将每年“所得租米，自远祖而下，诸房宗族，计其口数，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。”刘宰、黄震、真德秀等著名的慈善家都是宋代人。
到了明清时期，民间慈善组织进一步壮大，几乎涉及所有领域。当然，这与经济来源较为充足不无关系。
捐助是明清时期慈善组织经济的主要来源，与唐宋时期由官方主导的慈善活动区别明显。而且，这一时期慈善经费来源的渠道丰富，特别是到了清代，捐助慈善活动成为一种社会风气，参与群体广泛，当官的捐养廉银，士绅捐房产，地方捐田地。
明清时期，社会上以“会馆”形式出现的各种新型救济组织，则直接推动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大发展。
会馆，是一种地缘性、行业性十分明显的乡邦组织，其开馆目的是“答神庥、笃乡谊、萃善举”。说白了，会馆就是同乡或同业者的互助平台，其作用突出表现在捐资助学、助丧、施医、济贫诸方面。譬如，清代福建商人在扬州开设的“闽南会馆”；安徽徽州府商人（徽商）在如皋开设的“新安会馆”；镇江商人在海安、曲塘开设的“京江会馆”……这些会馆常附设“殡舍”、“义冢”、“义庄”，为死者、病者提供免费服务。镇江商人在如皋开设的“京江会馆”还附设“京江小学”，为镇江籍来如商人、务工人员子女提供入学就读服务。
明清慈善活动的经济来源，除了个人自愿捐资方式，还有“分摊集资”和“抽取提成”两种较为常用的办法。
分摊集资好理解，就是入会者平均摊捐款项。而抽取提成，则是根据各入会者生意和收入的大小、多少而定，如清光绪三十二年（公元1906年），苏州“石业公所建立建立学堂兼办举”，其常年用款便是采取抽提的办法，由17家石业作坊议定，“每做一千文生意，提出二十文；每工一日，捐钱四文”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古代有不少时候的捐款都带有强制性质，对不能及时捐付款项者有强制“罚款”的规定。如清嘉庆二十二年（公元1821年）北京药行（药业公所）议定：每年正月初一要准时到会馆交银钱，“毋得迟延。如午刻不到，罚银二两。”（程太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