旧时，曲塘镇为海安西乡一座消费型城镇。除少数地主、豪绅之外，数口之家，往往仅靠一两人经商或从事手工劳动，多数经济上入不敷出，一旦遇上天灾人祸就会陷入困境。一个家庭如果丧失了主要劳动力，势必造成全家生活无着，甚至流离失所。
清朝政府没有常设的社会救济机构。只有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，才开仓平粜（低价售米）或放赈。但事先要层层上报，不经批准，地方官员不能擅自开仓。而那时的公文靠人骑马递送，再快的马，来回也得好多天甚至成月。如碰到不关心民众死活的上级长官拖延不理，则必然造成饿殍载道之惨象。鳏寡孤独和残疾人的命运更为悲惨，他们不是死于沟壑，便是沦为乞丐。因此，民间迫于形势需要，不得不自行创办一些社会福利事业。譬如，留居曲塘的外籍人士建立的同乡会馆；商铺、作坊、手工业者分别建立的各行业的同业公所，都把扶助或赡养同籍贯、同行业中贫苦老弱无依无靠者列为宗旨之一。这些民间的社会慈善机构，虽然面临僧多粥少的局面，但对处于苦难深渊的老弱病残者，从中获得一些救济，于生计亦不无小补。
下面，择要简介清末民初曲塘镇的社会慈善机构。
接婴堂
民国14年（1925），曲塘士绅王葆芝等创办接婴堂（亦称“育婴堂”），地址在交通路48号附近（该地段现已改造）。接婴堂每年约收养孤婴150名左右。接婴堂经费多数来自富户捐赠。堂内有奶妈10余名，每人月工资一千五百文上下，外加三斗米。另有部分农村奶妈将孤婴领回家哺养，每个婴儿给钱四百文，如细心照料，另加赏钱一百文。后因物价上涨，货币改革，奶妈工资亦随之调整。接婴堂收养的多数是贫穷人家无力哺育的婴儿，也有少数是父母不愿抚养的私生子女或是先天残疾的孩子。接婴堂来者不拒，并在门口墙上开了一个小洞，夜间有人在里面值宿，以便随时接受从洞中送入的婴儿。所有初生的婴儿分别由奶妈哺乳。断奶后，另有干妈照料。常有无子女家庭到接婴堂抱领婴幼儿。无人抱领的孩子则在堂内食宿，上学读书或学习手工，长大后自食其力。婴儿均有名无姓，以“育”字排行取名。
养济院
清光绪初年创办，专门赡养老年贫苦妇女、贫苦孀妇。清朝末年停办。
广育粥厂
清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，曲塘镇士绅陈昌鉴、胡玉山等创办广育粥厂。冬、春两季施粥充饥。经费大多来自行铺捐助。收到捐款或捐米，由经手人随时登簿，并用二尺多长的黄纸条，书写善士姓名和捐助数目，张贴于武圣庙门前外墙上。如有人不愿意公布姓名，则写“无名氏”捐助。
玉成粥厂
民国13年（1924），曲塘镇士绅王葆芝创办玉成粥厂。冬、春两季施粥充饥。经费来自行铺及乡村劝捐。
因利局
民国初年，曲塘镇士绅沈鸣冈、王葆芝看到曲塘不少贫民和小商小贩向不法商人借贷“印子钱”，利息极高。于是二人协商，拿出部分款项成立“因利局”。借款人可请商号或私人担保，申请小额短期贷款。一次借给，分期归还，不计利息。到期如确实困难，无力还款者，予以豁免销帐。一些贫苦居民和小商小贩受惠不少。1938年日寇侵占曲塘后停办，借出之款多数未能收回。
红“十”会
民国13年（1924），曲塘镇士绅陆达山、王葆芝、胡玉山等创办。冬季施衣抗寒；灾年助贫济弱，训练救护队员，资助办学等。创办此会时初设于曲塘都天庙内，后迁至原中心巷32号宅内，民国20年（1931）迁至现曲塘影剧院处。
同善堂
清光绪三年（1877），“洲帮”（镇江籍旅居曲塘人士）高禹乔、朱锡阳等创办同善堂，地址在交通路32号附近（该地段现已改造）。同善堂系镇江籍商界人士聚会处，对同籍贫困老弱者施药、放粥、施棺。经费来自镇江籍商界人士捐助。日寇侵占曲塘镇后停办。
永安会所
民国12年（1923），曲塘镇本地商界人士蒋质甫、宗汉章、景养斋等创办，地址在交通路48号附近（该地段现已改造）。永安会所为本地商界人士聚会议事之地，每年古历五月十三日在此举办“关帝会”。对本地商界贫困老弱者施医就诊，施材收尸。经费来自本地商界各店铺缴纳的会费。日寇侵占曲塘镇后停办。
陆陈公所
民国8年（1919），曲塘镇本地粮食、油饼、糟坊行业代表周者香、徐子扬、胡玉山等创办，地址在中池巷7～10号附近（该地段现已改造）。陆陈公所为本地粮业界人士聚会议事之地，每年举办“火星会”、“雷祖会”、“水龙会”等。对本地粮业界贫困老弱者施医就诊，施材收尸。经费来自本地粮业界各店铺缴纳的会费。1941年停办。
贫孤儿工艺传习所
民国16年（1927），曲塘镇士绅杨尔康、谈子和等创办。创办此所时初设于原中心巷14号宅内，后迁至现曲塘影剧院处。该所设有织毛巾机和织袜机各10台，收贫孤儿20余名为徒学艺，生产毛巾、袜子及竹藤产品。供给贫孤儿食宿，资助社会贫民。1948年停办。